赵长天，浙江宁波人，《萌芽》杂志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因策划、发起《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被誉为“新概念之父”。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不是忏悔》、《肇事者》，中篇小说集《外延形象》，中短篇小说集《天门》、《怀旧的旅行》，传记《孤独的外来者》，散文集《过渡年代》、《秋水长天》、《半秋》、《不老的城市》、《仰观》、《曾经》，电影文学剧本《寻找玛利亚》、《面对生命》等。
如今，阅读《萌芽》是一些大中学生的时尚。如今，“用一本杂志来体验青春，用一本杂志来感受文学”是《萌芽》的办刊口号。如今，《萌芽》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可分割。如今，提起《萌芽》与“新概念作文大赛”，想到的第一个人必是赵长天……
作为《萌芽》主编，赵长天创造了《萌芽》的产业价值链；作为“新概念作文”的策划人、发起人，赵长天被誉为“新概念之父”；作为作家，赵长天的作品被评论为“他为当下这个鱼龙混杂的文坛给出了一个新的坐标”……
2008年12月22日下午，美丽的筼筜湖畔，白鹭飞翔，冬阳温暖。应邀走进厦门卫视《两岸开讲》的赵长天，在录制完电视节目，参加了“决定孩子未来的金钥匙”沙龙，于沙龙上做了主题演讲后，接受了我的采访。
谈《萌芽》，谈文学，谈自己的作品，在湖畔，在路上，在餐桌上，我与赵长天愉快对话着。赵长天的思想，充满理性的力度。
新概念作文：挽救一本杂志，捧红一堆新人
黄静芬：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学期刊界，从上世界80年代的无比辉煌，走到现在，不得不面临发行量大量下滑、经费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一些文学期刊的日子，在如今很不好过。然而，《萌芽》却红火得很，依然保持40多万份的发行量。请您简单说说近30年来《萌芽》的发展历程吧。
赵长天：《萌芽》创办于1956年，有52年历史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坛的黄金时代，《萌芽》发行量最高时达34万份，《萌芽》的增刊《电影电视文学》创刊后，发行量也高达36万份。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文学期刊渐渐没落，《萌芽》也不例外。1995年，我到《萌芽》任主编时，这本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仅1万多份。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开发市场，争取销售量，毕竟，生存第一嘛。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萌芽》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调整、重新发展的关键时刻。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编辑方针，选用更多适合大学生、中学生看的作品。
1996年1月号《萌芽》进行了改版，内容栏目化，开本从16开改为大16开。我们的办刊目的不再限于培养青年作家、少年作家这一小众圈子，而是扩大范围，将眼光放远到提高广大青年读者的文学素养上，将读者群重新定位在“大、中学生”上。改版初始，我约苏童写稿，因为相对于其他作家，当时的苏童还是较年轻的。但是，苏童的作品，学生们觉得不是他们熟悉的生活。我改而寻求中学语文老师推荐学生作文，但语文老师推荐的学生文章，学生也不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却不见成果之后，我们决定举办一个不一样的作文比赛，一方面是挖掘稿源和文坛青年作家，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吸引读者，让年轻人注意及阅读《萌芽》，使《萌芽》能够跳出市场困境，同时，作文比赛也试图突破学校作文教育的模式，鼓励学生发挥想像力和抒发情感。
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出现了。随着作文大赛的声名远播，《萌芽》水涨船高，2001年发行量突破10万份，2004年底，发行量已达50多万份。现在，上半月刊有40多万份，下半月刊创办不久，也有10多万份的发行量。
黄静芬：现在的《萌芽》，产业价值链已日趋完善：杂志的发行量一路飙升，萌芽网站注册用户超过50万，“萌芽书系”横空出世，由“新概念作文”推出的韩寒、郭敬明等新锐作家，成为国内出版市场的风云人物……能不能说，是“新概念”挽救了《萌芽》，是“新概念”造就了一批文学明星，是“新概念”让《萌芽》商业化了？
赵长天：是的，“新概念”确实挽救了一本杂志，捧红了一堆新人。我始终认为，杂志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学走向商业化，没有什么不好。《萌芽》商业化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商业化的《萌芽》，仍然是文学的《萌芽》。
网络文学：优劣共存，阅读要有限制
黄静芬：“新概念作文”与学校作文的区别之处在哪里？
赵长天：“新概念”的“新”，是相对学校作文而言的。“新概念”主要在于鼓励年轻人追求一种新的写作观念，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萌芽》把“新概念”的主旨定为“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强调的是，要尽力去引导学生，要他们写朴实的、身边的东西，不要一味写流行的东西。我们只想让孩子回复到写文章最本质的状态，写真的东西。
黄静芬：您被人们称为“新概念之父”，从“新概念”走出来的明星作家，最耀眼的是韩寒与郭敬明。能不能谈谈他们两人？
赵长天：韩寒是第一届“新概念”一等奖的得主，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从2000年5月初版发行至今，销量超过100万册，这意味着他凭一本《三重门》就赚了一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版税。韩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特别有主见，不太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见。韩寒现在是个职业赛车手，从事的是与文字无关的工作，写作像他的副业。我觉得这样蛮好，让写作回到最自然的状态。我对韩寒是很有期待的，将来他会写得更好。
郭敬明是第三届“新概念”一等奖的得主，他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销售了数十万本，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又出唱片又出CD，还推出了所谓的“音乐小说”，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排行榜”上，郭敬明也榜上有名。郭敬明的语言华丽，这是他受中学生的追捧之处。但相比韩寒，他比较缺乏原创能力，有的作品是一些模仿与借鉴，他比较善于炒作，有商业头脑。他是一下子火起来的，至今我都不明白是因为什么。
黄静芬：网络文学风起云涌，您如何看待？
赵长天：网络文学优劣共存，对于学生来说，网络文学要有限制。如今的网络文学网站分两类，一类是纯粹商业运作的网站，这些网站的一个写手，年薪可以超出100万，每天必须写1万字，这样为了字数随意写，语言不可能美丽，结构不可能讲究，文本不可能成为杰作。我不赞成学生读这样的作品。另一类网站是相对严肃一些的文学网站，学生可以阅读。
黄静芬：今天的国人，阅读时间越来越少，有些人，根本不读书。然而。这些不读书的成年人，结婚成家当父母后，却对孩子的阅读相当关注，老在问：孩子该读什么书？恨不能让孩子读完所有名著。可一些孩子除了学校的功课，也不爱阅读，家长便急了。这种现状，您有好对策吗？
赵长天：家长的阅读会影响孩子的阅读，孩子不阅读，或者不爱阅读，家长有很大责任。没准，孩子不阅读的原因在于，你家长自己不阅读。不要老是让孩子看有意义的有教育目的的书，家长可以为孩子选择一些有趣的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只要没有坏处，只有有趣，就可以让孩子读，不要让孩子的阅读带上太多功利心。
黄静芬：您赞成少年写书吗？
赵长天：少年写书我不赞成，容易让孩子偏科。写作要有积累，没有积累，不能写出好作品。我一向的看法是，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的事，做正常的孩子最好，做天才儿童，不符合人的天性。
主流文学：许多作家对历史的、真实的东西缺乏敏感
黄静芬：如今的流行文化带有快餐特点，有生命力吗？
赵长天：我们喜欢文学也是从中学开始的。中学生其实对文学非常热爱，天然有种表达、诉说的欲望，对文学有天然的亲近感。《萌芽》只是文学的阶梯，让大部分年轻人接近文学、热爱文学。
过去，我们只有青年文学，我们没有青春文学。所谓青年文学，是指青年写的，曹禺写《雷雨》时才20多岁，他的《雷雨》是反封建的，依然是主流文学。我读高中的时候，和爸爸一起看《红岩》、《青春之歌》，那时的生活相对固定，流行同一种东西、同一个标准。从1978年开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搞运动了，逐渐全球化了，无法流行同一种东西了。如此，老年人就无法理解年轻人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深了。如今的流行文化中，有大量没有价值的东西，但也存在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这些文本缺乏评判。以前的主流文学有标准，老幼之间有共鸣，现在的评论家对青春文学基本不评论，他们看不下去。也许，多年以后，如今的流行文化成为主流也说不定。
黄静芬：如今的主流文学，也有许多不痛不痒之作，您如何看待？
赵长天：现在的许多作家，对历史的、真实的东西缺乏敏感。看现在的小说，我们会发现，有生活的人缺乏技巧，有技巧的人缺乏生活。造成的局面是，缺乏技巧的作品刻画粗糙，没有深度；有写作技巧的作家，他们的生活平静、苍白，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也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生活。
黄静芬：如今的官场小说特别畅销，是什么原因？
赵长天：官场小说的畅销，说明老百姓其实是关心政治、关心生活的，这类书的畅销是有道理的。不过，大部分官场小说写得并不好，罗列现象，带有猎奇心理，没有深刻剖析，对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不够深入，简单化、脸谱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黄静芬：在今天，强调作家的使命感，会不会不合时宜？
赵长天：文学的衰退，作家要负责任。一些作品脱离现实，一些作家在“稀释”生活，很多作家不敢写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是不能泄露的，因而作品没有生命的体验。作家一定要有使命感，这在任何年代都是必须要强调的。作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进步，有着义不容辞的担当。
为兴趣而写：我只是喜欢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黄静芬：您当了十几年《萌芽》主编，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赵长天：《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新概念”使许多已经远离文学的年轻学子重新喜欢文学，拉近了他们与文学的距离，“新概念”对中学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大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现状。
黄静芬：作为杂志主编，您同时又创作出很多有分量的优秀作品。主编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是利是弊？据说，当专业作家一直是您的梦想？
赵长天：一直以来，我的写作，都是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我在作协任常务书记时，老给作家放创作假，自己却从没有创作假。我只在写《天命》的时候，请过20天假。写长篇，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如果研究我的小说，会发现我的创作始终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一些该展开的部分缺乏该有的激情，爆发不出来。我的作品，总是骨头太多、肉太少。我自己很明白这个问题。但我进入不了，没有完整的写作时间，老被打断。当专业作家是我的梦想，30多年的写作经历中，很多时候我别无选择，我的梦想一直未曾实现。如今的我，是一个管理者，或者说，是一个编辑。如今的我不会放弃编辑这个工作。编辑这个职业，不一定比写作没有价值。
黄静芬：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部？
赵长天：我自己的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本书是人物传记。我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这本书。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8040多封书信，看了2000多万字资料。我之所以关注赫德，是因为有人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晚清，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晚清的历史中，赫德是被屏蔽的人物。这本书30万字，一半的文字是原文，一半的文字是历史背景介绍、解释，将历史环境用文学手法加以描写。我将这本书给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看过，说不错。我曾经想把这个题材改写成小说，但最终放弃了。为什么要把真实的东西变成虚构的呢？我认为，文学是人学，真实的更有生命力。
黄静芬：有人说，作家分书斋的作家和社会的作家两类。书斋的作家，是把写作当职业，一本一本不断地写，为写而写，手段亦是目的；而社会的作家，写作首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作家在作品或行动里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思考文学如何不滞后于当下的生活。您属于后者？
赵长天：我是非畅销书作家，为兴趣而写，我只是喜欢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