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发现不少作家自觉地开始关注和讨论短篇小说的写作了。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作家中的很多人都去经营更有经济效益或更容易提高知名度的长篇小说，而短篇不过是练手或者当成长篇写作的间歇，所以真正写好短篇的大家并不多见。传统中我们熟知的外国短篇大师——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毕竟时代和我们相距遥远，虽说短篇小说的精髓和我们对人性的本质的认识永远不会改变，但拿他们的作品与当下的作家相比并且作为衡量尺度，确实会有隔世之感。
随着雷蒙德·卡佛的进入中国，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经典”系列的出版，美国的里查德·福特、罗恩·拉什，爱尔兰的威廉·特雷弗等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引进，我们了解了西方短篇小说的最新发展和成果。这种参照无疑对我们的短篇小说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前不久，我就看到三位年轻作家盛可以、张悦然在微博上推介福特的《石泉城》1和特雷弗的《土豆贩子》2，阿乙也在博客上评价罗恩·拉什的《艰难时世》3。他们的作品似乎让年轻的作家们找到了同时代短篇小说的标杆，发现了短篇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前几天我又看到台湾一本新创刊的由傅月庵主编的杂志《短篇小说》4，其中选发的胡淑雯、陈柏青、何曼庄、童伟格等一批台湾新锐作家的短篇作品，读后也让我眼前一亮。这种在大陆几乎没有销量的短篇小说杂志，在台湾却反响强烈，第一期的销售就超过了三万本。无独有偶，译林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5也是一个短篇合集，厚厚的四卷本套装，可它在读者中的反应甚至超过了在文学圈中的影响，种种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短篇小说的新的希望。所以，我常想，假如我们的长篇写得并不一定好，那为什么不能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短篇写作？这或许会给我们的文学，也给我们的创作赢得一片新的天空。
邓一光无疑是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我的太阳》《父亲是个兵》令他在当代中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几年他似乎自觉地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短篇上，写出了一批好的短篇小说，比如《人民文学》杂志今年第四期发表的《深圳细节》6系列小说。其中的《是橘子还是梅林》一篇我尤为喜欢，那种不动声色的叙述之后发生的情景反转，给读者留下了扑朔迷离的想像空间，短短的几千字，却发散了短篇小说所能承载的最大的能量。而最新的小说《轨道八号线》7我读了两遍，其耐心的叙述、简洁的文字，以及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性的焦灼和无奈，绝不亚于我上面提到的两位外国当代大师的作品。
我们知道，邓一光移居深圳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对深圳的观察和体验却远远高过在深圳呆了几十年的坐地户，并且还能用这么短的篇幅把他的最新思考表述的如此娴熟和深刻，不能不让人吃惊和钦佩。在某些作家看来，深圳是文化沙漠，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故事的城市，可当你深入进这个城市的机理里面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丰富、鲜活、富有想像力的故事，生活着具有鲜明个性和复杂内心的人群。
《轨道八号线》讲述的是深圳最新一代打工者的故事。四个青年，三男一女，夜晚下班后，离开流水线的枯燥工作，从关外走进大都市，只是为了坐一次其实并不存在的“轨道八号线”。事件的起因很单纯，几乎平淡无奇，但是这四个在工厂被称为“倒霉蛋”的年轻人却在各自的内心和身体里积蓄着随时喷发的能量，这种能量聚积的导线与其说是他们或他们彼此之间的新怨旧情，毋宁说是这个社会和城市对他们生存现状的轻视和挤压。以往写打工者的小说，更多的是表现他们身处底层的困苦，生活的窘迫，很少关注他们内心的孤独和他们人性中潜伏的不稳定的因素。在邓一光看来，他们就是一团火——青春之火，欲望之火，还有毁灭之火，他们会因为社会以及周围人的态度随时发生心态和行为的裂变。由此我想起“70后”作家阿乙的一篇小说《情人节爆炸案》8。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哀伤绝望和毁灭的故事。一个在生活里失败的小人物何大智，一步步被逼向绝路，最后用爆炸的方式来引发社会的关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说中的一句话：“面子这东西，对有面子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对从来没有的人来说，却很重要。”我的理解是当一个人活着比死了还痛苦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轨道八号线》在这一点上与阿乙的小说有共通之处，只不过它没有《情人节爆炸案》那么跌宕起伏、那么暗无天日。《轨道八号线》中的韦立马要比何大智幸运，他没有被夺去情人，也没有丢掉工作，韦立马的毁灭更多的是一种无缘由的冲动，一种无处倾诉的愤闷。所以，在韦立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底层青年的真实处境，他们的尴尬、脆弱和不可预测。那条他们原本计划要体验的轨道八号线，最终不过是一张图纸。这种近乎荒谬的结尾，正是他们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无法逾越的隐喻。
再说说小说的叙述问题。邓一光无疑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和叙述的作家，他尤其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比如早期的《父亲是个兵》中的“我”是个老军人的儿子，而在《深圳细节》的《出梅林关》一篇中“我”则是一个试图潜逃的经济犯。这种内视式的叙述角度，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出梅林关》中用“我”作为叙述者，是一个大胆而又奇妙的选择，它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也对我们细致深刻地了解经济犯的复杂、矛盾和虚弱的内心世界开启了一扇独特的窗口。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以一个反面人物作为叙述者的短篇并不多，而这篇小说应该是作者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再说这篇《轨道八号线》，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打工者，年龄只有18岁，是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但他却是整个小说的唯一的叙述者，用叙事学的观点看，他成了小说生成的全知全能的控制者，他以他的视角观察和构建了故事的起因、过程、发展和结局。但是，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的叙述和观点大大超越了他的身份和认知能力。他的行为过于冷静，他的思想超乎理性，仿佛一个老谋深算的旁观者和清醒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甚至常常有这样的错觉，这个“我”就是邓一光本人，或者说他把自己的灵魂和思考附体在这个人物身上，使叙述者与作者的焦点完全重合。这种叙述方法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不要忘了小说中的“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幼稚青年，他应该没什么文化，更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却时时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富有哲理和诗意的话语，这就很容易让读者对整体故事的逻辑性和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我们知道，小说可以以猫的视角叙述，比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没有名字的猫；也可以用白痴的眼光讲故事，比如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中的班吉，但是他们的叙述应该符合他们的身份，不应该偏离人物的语境和讲述能力。当然，作为有经验的写作者，我想作者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我时时能感觉到作者对叙述视角选择的游移和矛盾，既希望从内视的角度讲故事，以获取事件的最佳的亲历效果，又要将自己的意图灌输在这个人物身上，以期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声音，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考虑到叙述人的语言和心理与人物在小说中的身份相符合。所以，正是这种游移和矛盾，影响了人物的合理性，限制了叙述者对整个故事的掌控，也影响了小说的深度挖掘。
写了这么多，我没有否定这篇小说的企图，况且作者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复述一个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而在于事件发生的结果以及寻找造成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的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忽略作者的叙述偏离，把这篇小说当作邓一光的一次在叙述学意义的上的试验和范例。
注释:
1、《石泉城》，里查德·福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2、《土豆贩子》，见《雨后》，威廉·特雷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3、《艰难时世》，见《炽焰燃烧》，罗恩·拉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4、《短篇小说》，台湾神原意念2012年8月出版
5、《最佳欧洲小说2011》，亚历山大·黑蒙编，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6、《深圳细节》，邓一光，《人民文学》2013年第四期
7、《轨道八号线》，邓一光，《大家》2013年第三期
8、《情人节爆炸案》，见《鸟看见我了》，阿乙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