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迷对大师的崇拜，其实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五体投地的膜拜，而只是一种佩服，一种景仰，一种英雄相惜或者是自叹弗如的感觉。而在社交场合，对大师和特大们表示仰慕，更可能是出于礼貌和修养。 现实生活里，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象棋大师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不仅对象棋大师，即便对当红的歌星与政客，学界泰斗与商界巨贾，也是如此。梁朝伟的粉丝们顶多是喜欢他与拥护他，把他当作性幻想的对象而已，绝不可能拿他当圣人。而喜欢也好，拥护也好，跟崇拜已经是两个概念。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勃兰登堡门前的日耳曼少女们成千上万条手臂齐刷刷伸向元首的座车，六十年代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同时山呼万岁。人类在经历了这些狂热的危险的崇拜场面之后，早已理性了许多，也安全了许多。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的人文理念早已播撒到全世界，中国人虽然醒得晚一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绝大多数还是有了公民意识，面对牛B哄哄的风光人物，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农民也会发一声诘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是，象棋大师作为普通人，其超长的一面，还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棋人比政客单纯，比商人厚道，比学者简单，他们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厮守着那份快乐，迷恋于那片奇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困惑，甚至无所适从。他们永远无害于社会，他们即使想当蛀虫都没有机会。而作为普通人，他们的才华与智慧，赢得了我们的尊敬。这种尊敬，不是对金钱的崇拜，也不是对权力的膜拜，而是对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的崇敬。大师们创造的招法，留下的名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欢愉，在后世仍能产生强烈的美感，他们的杰作收进典籍，传之后世，就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章一节一段一行。正如杨官璘大师已经远去，但他的《弈林新编》永远留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象棋大师们可以算作传统文化的传人，中华文明的使者，锻造美丽的工匠。 不管象棋大师们是如何的平凡与质朴，当我们阅读四百多年前的《适情雅趣》和两百年前的《渊深海阔》时，当我们为那些鬼斧神工，妙不可言的招法拍案惊奇，击节赞叹时，我们总是无法抑制对先人的崇敬，对人类智慧的崇敬。 如果你仔细拆过许银川的对局，发现他总是在波平如镜，月色融融，不见刀光剑影，只有蛱蝶穿花的局面下，将对手置于绝境，如同武侠小说中的绝顶高人，飞花摘叶皆可伤身；如果你发现胡荣华的对局总是奇思妙想，石破天惊，大气磅礴，行云流水；如果你发现自己下一盘盲棋都感吃力，柳大华却能下十九盘盲棋……如果你有了这些发现，你就很难不产生敬畏之心。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真正敬仰他的，只有被誉为第一才女的林徽因，天才诗人徐志摩，和大学者胡适之，他们因为了解大师而愈发尊敬大师，而乱世军阀和村夫，是没有谁买泰戈尔的帐的。都说距离产生美感，但距离太远时美感也就无法产生了。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无力的时代，但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尊敬我们心中的泰戈尔。 在一个庸俗的年代，我们有权清高，但是稍稍不慎，我们就会鄙薄一个长年累月在巷口修车的老者，艳羡那些华堂大厦里的成功人士；尽管老者的一生都在劳作，一生都在为南来北往的路人服务，成功人士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劣迹和前科。 在一个人心浮躁，分配不公的年代，我们难免有仇富心理，难免会问一声：仅凭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那些富人们是如何赚得惊人的财富的，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嫉妒比尔盖茨，因为比尔盖茨是真正的英雄，他以自己巨大的智慧换得了巨大的财富，他的财富再多，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铜臭，也没有血污。就像许银川赢得十万美元的BGN大奖，没有人会因此想把他推向经济法庭。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受人欺辱的环境里，很容易因为自己上过小学就藐视文盲，很容易因为自己是二等丫鬟晴雯就欺负三等丫鬟金钏，但是我们无权认定，象棋大师们没有文化。 象棋本身就是文化。如果不具备从容淡定，宠辱不惊的文化特质，不具备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文化禀赋，就算你有良好的智商，也未必能成为象棋大师。大师们可能没有文凭，但文凭不等于文化。文凭是别人颁发的，文化却是自身积累的。中国的象棋大师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以及运动生涯的限制，确实有一些人没有很高的文凭，但是如果你真正走近他，了解他，这样的走近和了解不是社交场合的一次饭局，不是使劲的握手和礼貌的寒暄，而是深入的交流，敞亮的沟通，你会发现，大师的身上蕴含太多的文化元素，不论他的外表有多么的朴素乃至寒酸，那些文化元素却挥之不去，欲掩还留。 反观我们的身边，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多少庸人怀揣名利之心，拿到了硕士博士文凭，但他们思维僵化，缺少才气，创造力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连一颗感恩的心也没有，这样的人能算文化人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每年发表的论文都高居世界第一，但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却少得不成比例，为什么？就因为大多数论文都是**，只为评定职称和学位的时候用一下，事后就扔废纸篓了，而科技成果却需要真东西，需要创造力，需要灵光一现全盘皆活的妙招。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文凭与文化已经等同，那么文化的本义又是什么？ 抬眼望去，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倒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型期，社会才会和谐，人心才会安定，但问题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却处处张贴着文化的标签，这就有些令人作呕。什么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汽车文化，性文化……似乎一切东西都与文化沾上了边。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只要文化这个词一提起，我们立刻就会反胃。文化早已沦落风尘，早已成了附庸风雅的装饰品，加官进爵的敲门砖。 如果你一不小心当了官，而你还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凭，这很好办，只要你想要，马上就有人给你送来，而文凭到手，你就可能升任更大的官，升了更大的官，当然也就成为更大的知识分子。互为因果，循环往复。于是，就有了上千的院士，上万的高官。高官都是为民服务的，所以越多越好。院士者，乃学术大家也，科技泰斗也。地上有了几千座泰山，天上有了几千颗北斗，人间有了几千名院士，泰山也就不显其高，北斗也就失其光亮，院士也离我们不再遥远了。 而象棋大师却依然少得可怜，是两院院士的十分之一，是野生大熊猫的八分之一，六百万人里才有一个，珍稀，濒危，苦大仇深，举止畏缩，可能比巷口修车的老头还遭人鄙视。 但是智者终究是智者，庸才终究是庸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乔丹批评罗德曼，离开篮板，你一无所值。这样的批评不但没错，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问题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的眼光只盯着篮板或者棋盘，所以罗德曼永远是罗德曼，象棋大师永远是象棋大师。即使在其他领域十分低能，但大师们在棋盘上的光芒就连上帝也遮掩不住。上帝是公平的，他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如果你在所有的领域都很平庸，你就该毫不羞涩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才，辜负了上帝的期望。 胡荣华，中国象棋一代宗师，论文凭，只有小学毕业，却在中国最牛的学府里多次演讲，让那些年轻自负，笑傲苍穹的学子们完全折服；多次在电台电视台主持节目，次次满意，场场成功，让资深的媒体人敬佩不已；许许多多次答记者问都是妙语连珠，应对得体。面对这样一位博览群书，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棋坛巨匠，除了无知无畏者，谁敢说他没有文化？ 许银川，中国象棋第一人，论文凭，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本科，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名本科生走出校门，但是许银川，这么多年只出了一个。他的棋，如深山道人，深不可测，如果没有高深的哲学素养和文化底蕴，谁能达到这个境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京街头的象棋摊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小姑娘，棋下的很好。小姑娘长大后成了一名心理学博士，也成了当时中国现役运动员中第一位博士，同时还是中国第一位用外文写书在国外出书的运动员。她的名字叫谢军。她的故事告诉你，棋人也是有文化的。 主持央视象棋节目的张强和郭莉萍，俩人都是名校毕业，这俩能在小小棋枰上长年累月年复一年的滔滔不绝，口吐莲花，如果没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及时不断的“充电”，恐怕早就才思枯竭了。 其实现在的棋人，大多都是有文凭的了，这里不妨再罗列几位：黎德玲和金海英是北大硕士，李轩和才溢是北大学士，王天一和任刚是北大在读，李默是清华在读，党斐是华中理工大学在读。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特招的，就算是特招，也是要有一点本钱的。 虽然我们的时代，对财富的追逐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主题，但依然有一些小小的群体，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追求着财富之外的一些东西。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理念。我们无权鄙薄他人。我们只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快快乐乐。我们的生命从来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所组成。 大约四百年前，“五月花号”上的一群清教徒，辞别了强大而富庶的大英帝国，扬帆远航，飘洋过海，不是为了黄金和象牙，仅仅为了寻找一片精神净土。最终，他们的后人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迅速拓展为世界的一极。 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出现了一个让全世界都谈虎色变的阿拉伯人，他有着几十亿的美元储蓄，他可以开名车，住豪宅，环球旅游，过一种非常舒坦的物质生活，但他却选择钻山洞，炸高楼，提心吊胆，处处躲藏，过一种不是人过的日子。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他的宗教理想。他的名字叫本拉登。 人类社会，永远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精心打理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对物质生活却浑然忘却。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河流才不会干涸，生活才不会单调，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而中国象棋，又何尝不是一个清寒而优美的精神村落？这个村落曾经辉煌繁盛，并且长盛不衰，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效应和经济诱惑，那个名叫围棋的邻村，一下子火了起来，象棋这座古老的村落才变得人烟寥寥，日渐式微。 但是，一个有着千年传承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村落是不会轻易消亡的。当体育发展的大方向从奥运战略走向全民健身时，当文化体育脱离它不应承载的政治负荷时，当我们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为菲尔普斯这样的外国运动员呐喊加油时，当智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象棋堂而皇之的闯入时，有一种期待开始在我们的体内萌动。 我们期待，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国民自信心的增长，象棋能重新摆上千家万户的温暖的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