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现在，我想回到“恋母情结”的话题：“恋母情结”未必就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也未必就会导致“阳刚之气”的消亡。
中国的男子汉，素有尊重父母、行孝的传统。《水浒传》中的李逵上了水泊梁山以后就想着不能一个人快活，而应该将老母接上山来一起享福，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传统。李逵千辛万苦接母亲上山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恋母情结”与英雄气概融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恋母情结”与“阳刚之气”、英雄气概并不矛盾。或者说，概念上看起来好象很矛盾的气质在现实人生中是可以水奶交融的。想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就有“刚柔兼济”一说么？
当代文学作品中，讴歌母爱的作品数不胜数。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就成功塑造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寄托了作家对自己母亲的尊敬与热爱；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形象也十分刚强，是在苦难与革命的考验中经受住了磨难的光辉形象；京剧《红嫂》（“文革”中改编为舞剧《沂蒙颂》）中红嫂以乳汁喂养解放军伤员的故事也十分动人，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普通农妇无私地支援革命的同类故事的集中体现……革命母亲的形象因此而成为革命文学中最感人的形象系列。本来，人民支持革命，已经谱写出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但好象只是在将人民的形象具体化为母亲的形象时，才更能强烈地唤起读者那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关于母爱伟大的文化记忆。
新时期作家中，张承志一直将“为人民”奉为自己写作的圭臬。他的成名作题目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小说中写道：“‘母亲’常是蒙古民歌的主题。”小说通过蒙古母亲为了保护知青而落下了残疾的故事，写出了无私的、无私到超越了血缘之爱的母爱。小说中关于“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的议论使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十七年文学”中的类似主题。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一脉精神联系。
（顺便说一下，这个话题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都知道新时期文学比起“十七年文学”来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很少有人去展开。比如：1957年“干预生活”的文学与八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流行的“官场小说”、“反贪文学”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精神联系吧；柳青的《创业史》在史诗意识和写实风格方面就直接给了路遥、陈忠实等人以深刻的影响；贾平凹一直坦言深受孙犁的影响，的确，他和孙犁一样擅长描写农村中的少女和少妇的形象，他作品风格的清新、优美也可以说是“荷花淀”风格在新时期“乡土文学”中的延伸；还有，郭小川在“十七年”受到过批判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到了新时期也成了“第五代导演”锐意创新的拓荒之作……这些现象都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样的联系，有助于揭示不同政治时代之间十分复杂的文化精神方面的联系，揭示文学精神在流变中有所继承的微妙关联，是很值得一做的。）
让我们回到张承志的作品上来。回族作家张承志歌唱母亲，是与汉族作家歌颂革命母亲的切入点有所不同的：他虽然也将母亲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除此以外，他还强调了母亲一词的不同文化意义：《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就有了“我决心钻研蒙古族历史”这样一句话；《黑骏马》中白发老奶奶对于苦难的逆来顺受（知道了孙女被流氓强暴后没有像汉人一样去复仇，而是说“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就写出了草原人对苦难、尤其是对于女性苦难的某种文化特点；《黑山羊谣》中以十分痛苦的情感表达了“走向哪里也没有新大陆”的绝望，这时，对于蒙古额吉（母亲）的怀念就有了抗拒绝望的精神寄托的意义；在《GRAFFITI——胡涂乱抹》中，关于母亲病了的描写是与草原被沙漠侵蚀的描写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多么痛苦，“我有草原母亲”一直是主人公抗拒世俗化潮流的重要信念。小说特别写道：主人公讨厌赶时髦的小伙子用弗洛依德的理论去解释他对母亲的爱。这样一笔很能说明张承志对自己歌颂母亲的情感的理性认识。张承志在《老桥》中刻画了一个超然世外的蒙古老人的形象，他守着大自然过了一生，平和而从容。与他相比，那些当年受到他保护的几个“红卫兵”的世故当然相形见绌了。《北方的河》中讴歌过“黄河父亲”，小说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遗弃了家庭的“狗杂种”，他因此而渴望“长成一个块大劲足的男子汉”。但他还是在黄河边上感悟了那条古老河流的伟大力量，从而将黄河认作了自己的父亲。这两部作品似乎隐隐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张承志并没有画地为牢，只在讴歌母爱中抒发自己的人文理想。张承志对于精神父亲的讴歌因此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和文学意义：一个讴歌母亲的人（或读作有“恋母情结”的人）也是可以同时讴歌父亲的，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不像在弗洛依德理论中写的那样水火不容）。这一现象不仅可以表明：“恋母情结”可以与“恋父情结”和平共处于宽广的胸怀中，而且可以证明：优秀的作家是可以超越理论的体系的。的确，理论常常是灰色的，生命和文学之树是常青的。人心的复杂，人情的多变，恐怕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概括于万一的吧。张承志是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具有男子汉的气质，可他偏偏写出了那么动人的歌颂母亲的作品。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再来看看莫言那部引起了争议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小说的题记是“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真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世界上谁会以“丰乳肥臀”这个词形容母亲？莫言之奇由此可见一斑。小说写中国农村里“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传统对女人的压迫，同时也写了女性对压迫的奇特反抗：上官鲁氏因为婚后没有生育而受到婆婆的辱骂、丈夫的毒打。后来，她因为偶然失身于姑父而怀了孕，并因此而接连生下了好几个女儿，又因为只生女儿没生儿子而又受到婆家的歧视。在磨难中，她明白了：“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洁烈妇，就得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她因此而走上了叛逆之路，通过与不同的男人结合而报复婆家。这样的反抗算不算“反封建”？很难说得清楚。至少，与许多反封建的故事（像《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自由恋爱、《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自由恋爱、《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那么充满诗意的反封建故事）大不一样。因为压迫而反抗，而那反抗又是与“放荡”没什么区别！这就是无情的人生。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上官鲁氏一面叛逆着，反抗着，另一方面，她的头脑里依然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这既是因为她不能不面对现实：“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又何尝没有自己作为女性饱尝辛酸的原因！她的女儿们分别叫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虽然是随便起的名字，也体现了中国民间的重男情结。她最后生出了一对龙凤胎，终于圆了生男孩的梦。其中那个男孩（名叫上官金童）从此成为母亲最宠爱的孩子。他叼着母亲的奶头长大，可偏偏是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显得格外懦弱万能。倒是他那些不被父母宠爱的姐姐们，自然地生，泼辣地长，自主嫁人，有的嫁给了财主，有的嫁给了土匪头子，反而过上了比母亲更好的日子。这样的情节安排是有讽刺意味的：“男尊女卑”的结果是“阴盛阳衰”；女性的泼辣则在被歧视、被伤害中形成。《丰乳肥臀》是一曲母亲的颂歌，但这颂歌十分成功地还原了女性的泼辣与放荡、刚强与野性。还有，对于女性自卑的叹息。（可以称之为另一种眼光的“审母”吧。不是女作家从女儿角度的“审母”；而是一个备受母亲溺爱的儿子的“审母”。）因此，《丰乳肥臀》在中国众多讴歌母亲的作品中显得十分奇特：一往情深又相当粗犷；纵情讴歌又不无嘲讽。
下面，我想推荐大家去看一部没什么名气的小说《母系家谱》。作者是山西作家张石山。他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过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写他的故乡（山西孟县，春秋时期曾为仇犹古国的地盘）古老的民风，一言难尽的人情恩怨。其中，短篇小说《甜苣儿》曾经获得过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母系家谱》虽没什么名气，却很有独到之处。小说提出了这样的奇想：“世上的家庭和宗族如果以女人们为中心，世界将是一个什么别的样子呢？”循着这样的思路，他记录下了母亲家几代人（外祖母、曾外祖母一直到“开山女鼻祖”，但也不过四代人，再往上就不可考了）的家史传说：几代人，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开山女鼻祖”是讨饭女，被光棍捡回来后，又因为长得好看而引起了乡里女人们的嫉恨。丈夫死于非命后，她被族人卖掉；曾外祖母成为童养媳后受尽磨难，绝望中变得刚烈起来，直到反抗丈夫、甚至骑在婆婆身上“拧”婆婆的“三恶煞”。丈夫赌博输了以后，将她卖了“活人妻”，给五兄弟做老婆。她在逃跑的过程中跳了崖，死时才三十四岁。她的女儿（也就是外祖母）被父亲以五块银元的身价嫁了人，因为没生儿子而看破了人生，乱花钱。到了母亲这一辈，虽然赶上了抗日战争的年代，成为了儿童团员，但还是因为家里收了人家的定礼而嫁了人，并且一辈子屈辱地生活在丈夫的身影下。《母系家谱》是女性的血泪史。这部作品有显而易见的记实色彩，也显示了作家独特的批判意识和对于弱者的悲悯情怀。而这样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显然是“恋母情结”包容不下的吧！
（当代有不少作家写出了具有鲜明的纪实色彩的家世小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主题是“审父”；徐小斌的《羽蛇》的主题是“审母”；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是“寻根”之作，同时也有感悟历史的创造是纪实与虚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的哲理含义；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是反思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力作；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是“重写革命史”，写出了红军的“农民性”的作品；陈应松的《大寒立碑》则浸透了作家对亡父的思念……这些作品的存在，实际上已给“当代纪实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没有同学想到研究这一课题？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在于：当代小说中的这一部分作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小说必须是虚构的这一传统的观念。作家是常常不会让那些文学理论的定义束缚住自己创造的手脚的。）
讲了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男性作家这些讴歌母爱、追怀“母系家谱”的作品是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的——它们时而显示了母爱的伟大、可歌可泣，时而为母亲的不幸、母亲的反抗谱写出了或粗犷、或悲凉的咏叹调，其中的复杂情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