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底写读书总结的时候了，我感到惭愧。总的来说，这一年读的书不多，而读的不多的原因之一是有本书读得太多了。
这本书是布莱斯勒（Charles E. Bressler）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第五版。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与我的几位学生一道上了翻译这条“贼船”。我并没有把翻译看得多么简单，但还是严重低估了它的麻烦程度。每个人承包一章或两章内容，翻译出来的东西自然有别，有人译得老实，有的译得花哨，这或许还可称是翻译风格，但漏译、误译，甚至个别章节三句一小错，五句一大错，恐怕就很难说是风格问题了。今年春节之后，我除自己翻译的那部分外，开始投入到逐字逐句的校译之中，但断断续续弄到6月，也只是校出了将近一半内容。进入7月，我不得不加班加点了，有时从早上5点半不歇气干到晚上11点半，也只是能校出三、四千字的样子。那段时间我生气、撮火、灰头土脸；我向远在美国的朋友请教疑难杂症，与近在眼前的儿子商量句子的理解；我狠狠批评了几个学生的认真指数太低，因此还伤了和气。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9月中旬，才觉得这本书可以拿得出手了，但出版社又遇到了第三方版权问题，出版的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
既然大半年反反复复都在读这本书，我似乎应该谈一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说来话长，还是留点神秘感吧。这里我只是把瑞恩（Z. A. Rhone）在“序言”中的结尾段拿过来，做个广告：“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布莱斯勒的这部著作已上升为美国文学批评方面最畅销的入门书之一。学生与教师均已发现，布莱斯勒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中许多抽象且艰涩的理论概念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相信，这个新出的第五版不仅为错综复杂的文学理论界提供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批判性视角，而且也为理论运用到文本与课堂之中打开了方便之门。”
因为翻译和校译，我读了一些奥康纳的小说《好人难寻》，还读了读《济慈诗选》《济慈评传》《济慈书信集》之类的书，算是一点意外的收获。
翻译和校译之余，我认真读过的书大概只有三本：《路上的春天》（聂尔著），《纯真博物馆》（帕慕克著）和《〈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钱振文著）。
《路上的春天》我已写过书评——《美文是怎样炼成的》，但我还是想在这里再说几句。我记得读聂尔的第二本散文集《最后一班地铁》时，其中的一个句子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我来说，所有的感情都不单纯。它们不光是感情，它们也凝结着思想的血。它们需要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P14）最近浦歌访谈聂尔，当问到“什么是好散文”时，他似乎也在回顾那个句子：“我喜欢那种饱含着思想之血的文字。我不太欣赏抒情散文。我也不适应那些描写过多或单纯叙述的文字。”让思想之血充盈于散文之中，这大概也是聂尔散文写作的秘密，如此一来，他的散文便有了筋骨、味道和嚼头，好读而且耐读。这种散文观常常让我想起萨特的那个说法：“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散文的价值当然在于它的风格。”（《什么是文学？》）萨特所谓的散文与聂尔笔下的散文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我却总觉得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什么关联。
因为《路上的春天》的出版，我邀请聂尔来北京做了次讲座；因为那次讲座，我后来读完了《纯真博物馆》。
聂尔是在举例时提到帕慕克的这本小说的，他说他甚至被这本小说感动了。桑原武夫说过，人到中年之后，我们就成了文学方面的老油条。我想饱读诗书的聂尔或许比其他人更油，这种人是轻易不会被感动的。而他居然也为之动心动容，一定是这部小说有着不一般的魅力。于是我立刻决定买回这本小说瞧瞧。结果可想而知，我也被感动了。
当凯末尔“顺”走了芙颂用过的许多物件（包括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和芙颂抽过的4213个烟头等）来治疗他的爱情之痛时，精神分析学家估计有了用武之地，但小说的魅力却也由此显示出来。现代小说似乎已不像古典小说那样能够包罗万象了，它们往往选择人性的一个部位，开凿钻探，直到把这口井打出水为止。像库切写的那种“耻”，像帕慕克写的这种“痛”，都写到了一个极致。深水井里的水显然更好吃，而被它感动似乎也就容易解释了。
大概是想弄清楚帕慕克的文学观，我又读了他的《别样的色彩》和《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的一些篇章。读这两本书，我知道了帕慕克是本雅明的“倾心仰慕者”（《别样的色彩》，P3），他熟读的那些作家作品我们往往也耳熟能详。我还知道他“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只有这样，写作才能成为一种救治（《别样的色彩》，P7）。我也约略了解了《纯真博物馆》的写作过程。作者先是在楚库尔主麻区买下了一座废弃的建筑，然后开始改造成一个博物馆空间。然后他开始在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搜集那个虚构家庭中使用过的种种物品。有一天，他“发现一件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我认为这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我把裙子摆在眼前，开始写芙颂身穿这个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P113－114）。这种写小说的过程让我感到奇特，作者似乎是要重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场景，让想象有了对应物、或让物品激发了自己的想象之后，方才运思落笔。而这种写法和做法也诞生了两个作品：作为小说的《纯真博物馆》和现实世界那座实实在在的“纯真博物馆”，后者已于今年的4月27日正式开张。
然而，在今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我却听到赵白生教授（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说，帕慕克并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这个国家真正的大作家是萨克默（音）——土耳其的文学之父，连格拉斯都称他是土耳其的托尔斯泰，但这个名字我却从没听说过。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是我读过之后准备写书评的书，但半年多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动笔。我想写书评，不光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地道，而且我还见证了作者从选题的焦虑到查资料的艰辛的一些片断。作者在“后记”中说：“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种脑力劳动，但也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劳作的体力劳动。”（P283）这是他的经验之谈。这种依靠“田野调查”做成的学问，明显比每天守着电脑在网上扒资料所做的学问要扎实。这本书出来，好多当代文学史教科书的一些地方都需要重写，或许也证明了它的价值。
从翻译和校译中走出来之后，我想赶快写两篇约稿还债，但恢复阅读容易，恢复写作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下笔就是长句子，定语套定语，欧化味可憎。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那条“贼船”上已待得太久了。
因为写作，我读了198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今天看来可能荒诞不经，但我还是从中读出了一些别样的意味。写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音乐理论家，他们当然左得可爱，但他们对流行音乐的技巧分析却依然堪称精湛。比如有人分析邓丽君的《夜雾》时说：“由于大量采用闪过强拍的连续切分节奏，就使人体本来要与音乐正常节奏相协调的律动要求，总是落不到点上。它既不断地引着你去协调，又总让你抓不住，于是就感到受到它的‘诱惑’而一诳一闪、动动荡荡，再加上软绵绵的曲调，娇腻的演唱”，诱惑效果也就随之而生（周荫昌：《怎样看待港台“流行歌曲”》）。除去那些政治因素，你还真不能说这种形式分析不到位。但由此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有不同的部位的，豪情如大江东去，柔情似晓风残月。在“高强硬响”的时代，由于革命歌曲抑制了人们的柔情，所以才有了80年代初期接受邓丽君的狂热，其实那是人们柔情世界的苏醒。如今，我们早已不再把邓丽君及港台流行音乐视为洪水猛兽了，但邓丽君歌声的“诱惑性”，估计好多人还没想明白。而这本书我们反着读读，可能就会明白一些事理。
还是因为写作，我在十一长假读完了周云蓬的两本书：《绿皮火车》和《春天责备》。
我是在2008年知道周云蓬的，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唱过《中国孩子》的盲人歌手。后来我在《独唱团》里读到了他的《绿皮火车》，大为惊异。他在篇幅不长的散文里把人生况味写得跌宕起伏，五味俱全，让人叹服。而读他这两本书，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先前那种模糊的感觉：这位盲人歌手不光在诗（歌词）里、歌（如《九月》）里有出色的艺术感觉，而且文字的感觉也不同凡响。比如，因为纪念邓丽君，他曾写过这样一个文案：“邓丽君，我们音乐的后娘，我们色情的大姐姐，如果你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北京，一定会成为若干地下乐队的女主唱。北京的沙尘暴将使你的支气管无比坚韧，北京强悍的摇滚音乐人绝不允许你至死未嫁抱恨终生。”（《春天责备》，P229）这种文案别出心裁，它仿佛是《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遥远回响，但几乎是同样的主题，当年那种义正辞严的批判话语如今已演变成这种调侃式的称颂。
关于这两本书，我也想写一写书评，但刚写了一半，莫言获奖了。
按说莫言获奖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跟中国文学有关。而我所在的学校为了强化与莫言的关系，也频频出招。于是，当Beijing Nomal University被网友欢快地称作Beijing Nobel University，当我所在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被称作诺贝尔奖培养基地，当我的导师成为“莫言导师”我的同学被称作“莫言好友”时，我在这“魔幻”中似乎也出现了某种幻觉：我是不是最终也会与莫言沾亲带故？莫言获奖后，一位美国朋友写文章时引用了我的一些说法，并称我“很多年里一直是莫言的粉丝，写过不少莫言评论，而且在不计其数的文学场合与莫言有过接触”，我读后吓了一跳，立刻写邮件纠正她的错误说法。我说我与莫言有过接触，但极为有限，真正面对面似只有一次，“不计其数”太夸张了；我只写过两篇关于莫言的评论，谈不上“不少”；我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但算不上粉丝。如此纠正时，我一方面是要还原一个基本事实，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粉丝的情感指向一般都是非理性的，一旦把谁说成是谁谁谁的粉丝，他的价值判断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后来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北大中文系邵燕君的一句高论：路遥是有粉丝的，但莫言没有。这个说法让我沉思良久，她不经意间点出了两种类型的作家作品最终会催生出怎样的文学受众。
我不是莫言的粉丝，但我确实从80年代以来读过他的不少作品。当然也有漏网之鱼，比如长篇中的《生死疲劳》，当年我只读了一半；而那本《酒国》我也只是有所耳闻，却并没有下决心找来一读。伴随着莫言获奖的喧嚣，我决定把这两本书读完补课，顺便搭配着读他那本52万字的《莫言对话新录》。而这两本小说读完，莫言的长篇我就全部读过了。
我现在得承认，《生死疲劳》当年之所以只读到了“猪撒欢”，是因为尽管它新式新颖，但内容却相对贫乏。我读小说读到这个年龄，可能对花里胡哨玩形式的实验已心生厌倦。我想从小说中读出点干货，如果它不能满足我的期待，我干嘛要把时间搭进去呢？但莫言获奖之后我听到一种说法：因为《生死疲劳》去年刚好翻译成了瑞典文，评委写出的那两句话很可能就是从这本小说中概括出来的。这么说，我当年的阅读状态是不是有问题？我没把它读完，怎么能肯定它后半部没干货呢？自我检讨一番之后，我立刻拿起这本书，调整好阅读状态，把它从头读到了尾。
但遗憾的是，我依然没读出多少干货。而为什么没有干货，我在那篇《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的文章中已有所表达。我说：“过于丰盈的形式压倒了内容，过于密集的动物描写淹没了人物命运，过于讲究的技巧逼退了思想。在西方那些真正的结构主义大师眼里，结构就是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结构的产物。而在《生死疲劳》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被“结构”主义全副武装起来之后的文学图景，莫非莫言真的参透了结构主义的高级机密？”因为这篇文章是与友人通信的方式写成的，我也得到了友人的回应。聂尔（文中用的是L兄）说：“《丰乳肥臀》我大概是在1996年读的单行本，记得当时读得很激动，立刻推荐给朋友们读。但现在重新打开这本书，当年的感觉完全消失不见了，满眼看见的只是那些粗糙和玩闹一般的句子。”这种回应让我吃惊。我立刻想起布鲁姆的那个说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西方正典》，P21）而《丰乳肥臀》我一直觉得代表着莫言写作的最高水平，那也是我当年阅读留下的印象。聂尔的话吓得我不敢打开这本书了。
接着我又读了《酒国》。读这部长篇我也充满了某种期待，因为《莫言对话新录》中说：“在我目前所有的创作里面，下刀最狠的是《酒国》。因为它所触及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而且是在那么一个时期。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学生的运动，最早的起因是对社会腐败现象极其强烈的不满。”（P211）又记得莫言刚获奖时在媒体见面会上说：《酒国》等作品，是“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种说法更是让我好奇，我期待着能在这部作品中读出一种批判效果。
但读过之后，我却依然比较失望。莫言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并说“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酒国》，P6）。莫言的这部长篇确实展示了结构的才华，它小说（《酒国》）里套小说（李一斗的各种小说实验），莫言（真实作者）写莫言（真真假假的虚构人物），集荒诞、魔幻、戏仿、侦探、黑色幽默、超现实叙事于一体，把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吃人（红烧婴儿）的案件写得风生水起。但说实在话，这部长篇我只看到了精致的结构，却没看到多少政治。这是不是意味着结构挤压了政治，结构放逐了政治？记得一次有关莫言的会议结束后，一位研究当代文学且写过莫言专著的学者问我：“都说《酒国》与六四有关，你看出这种关联了吗？”我说没看出来。他马上说他也没看出来。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连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教授都看不出这种东西，它的批判性将如何体现？
不过，《莫言对话新录》我觉得是本值得一读的书。如果说作者在小说中藏得很深，那么在与评论家、汉学家、大江健三郎、记者等人的对谈中，莫言却敞开了心扉。我读莫言遇到的一些困惑差不多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比如，莫言与多人对谈时曾经说过，他钦佩左拉那种敢于发出“我控诉”的声音的作家，但具体到他本人，他却不愿意站到作品之外说话，之所以如此，是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生存状态、个人性格等等使然。他说：“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适扮演这种台前角色，以非文学的方式扮演社会良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P168）既如此，我们在《讲故事的人》中听不到我们想听到的东西也就可以释然了。
但问题马上接踵而至：这究竟是莫言一个人的性格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性格？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当代作家大都只愿在作品中说话？
大概是要寻找答案，我读开了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邢小群的《我们曾历经沧桑》。其中还夹杂着阅读江飞的散文集《纸上还乡》（已写书评），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读书会上布置的书目），莫利斯的《裸猿三部曲》（译者何道宽先生所赠之书）等等，它们构成了我在2012年年底颇为凌乱的阅读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