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哀大莫若心死”，在美国心理学家施奈德（C. R. Snyder）的《希望的心理学》一书有一个相似的说法，叫“心理死亡”（psychological death）。其实，在这两个说法中，死去的都不是“心”，而是希望。希望是存在于心灵或灵魂中的东西，一个人没有自由的心灵，便不可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希望。
施奈德把“心理死亡”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由目标导向的思维衰退，直到像植物般冷漠的程度。”他写道：“一个人心理死亡的时候，他处于一种对人生目标冷漠、麻痹的精神状态。儿童和成年人都有某种希望的念想，希望的死亡是一步一步地发散出来的。它经常是从希望受阻开始，由于希望受阻而愤怒和绝望，最后对所有的目标万念俱灰，无动于衷。”
一个人的希望受阻，通常是因为最重要的目标先行受到了阻遏。目标重要不重要，是由它对一个人的影响而言的。社会对人形成“重要目标”的观念有关键的影响，在中国，以前是政治，现在是金钱。
以前，人们把所谓的“政治生命”（党籍、政治前途、历史清白、组织信任）看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为此可以六亲不认，与家庭划清界限，出卖朋友，诬陷他人。人们把“政治上不出问题”当作人生重大目标，是因为害怕“政治问题”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而且还会连累家人。一旦政治目标受阻，其他一切具体目标也都难以实现。谁政治上出了问题，朋友便会疏远他，视他为陌路之人，同志们也会对他落井下石，以至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许多受“家庭政治问题”连累的人，招不了工，上不了学，找不到对象。这类具体人生目标屡屡受阻，会使人极度挫折沮丧。如果一次次努力都无法改变，人就会变得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冷漠麻痹，不再敢抱任何希望，对希望也就死了心。心死是人的一种最后的自我保护手段。
从怀有希望的念想到对希望死心，会经过一个愤怒的阶段。只有对希望敏感的人，对希望在意的人，才会愤怒。今天，由于制度性的不公正，一个人的出身条件仍然对他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有父母和有权有钱的叔叔、阿姨替他们铺垫美好前程的台阶。穷二代、农民工二代则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处处受到限制。如果他们能够认命，以但求温饱为满足，倒也罢了。但如果他们想要翻身，却无论如何拼命努力，都无法争取到更好的人生，他们就可能因为希望受阻而感到愤怒。
从“还有希望”到“心死”，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愤怒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一个最痛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年青人会觉得自己有年龄的本钱，因此会在这个阶段上停留得长一些。不再年轻或者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很快就会从愤怒转入下一个阶段，那就是绝望。施奈德指出：“绝望是一个人对重要目标受阻的投降。在愤怒的时候，人还在与阻碍搏斗，与愤怒不同，绝望是一种不再有动力的沮丧状态。……绝望是一种放弃了的无所行动。”人从绝望会迅速进入心理死亡的最后阶段，那就是彻底麻木，完全心死。
在不同的环境中，完成心死过程的时间长度会有很大差别。在“文革”时，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和肉体、精神残害使得一个人很难细细品味整个心死的过程。等不到精神麻木，他就会一下子陷入绝望的恐惧之中，用上吊、自溺、卧轨等剧烈的手段表现并结束自己绝望。
在日子变得好过许多的今天，金钱成为许多人的人生主要目标。对他们来说，就算人生目标受阻，就算因此渐渐绝望和麻木，也不至于惨痛到必须身心皆死的地步。一个人心死了，但肉体仍然可以苟活于世。谁如果善于自我劝解，学会“难得糊涂”，不去理睬什么精神、心灵、自由、尊严，那么，即便人生像果戈理《死魂灵》中那样庸俗、浅薄、蝇营狗苟、鼠目寸光，也照样可以觉得自己活得很滋润，很幸福。对他们来说，追求存活于心灵中的希望只不过是庸人自扰。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死魂灵不是灵魂，而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真正的希望是不可能驻存在死魂灵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