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专家蓝莓讲述之五他扼杀了父亲的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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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更多操作楼主发表于: 2013-11-10

[paragraph]为了改动这篇稿件，我在电话中对晓舟采访了多次。他在吉林市，我在长春市，可我们每次通话都在一小时以上。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个五十多岁的北方汉子，每次谈到他的父亲都会嘤嘤地哭泣，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感到对不起父亲，以一个男人特有的角度。他执著地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没有“性福”，就谈不上“幸福”，而他恰恰使他的父亲失去了“性福”，所以才感到亏欠父亲。我则认为，他把“性福”看得太重。或许，他的父亲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因失去“性福”就不“幸福”了；或许，“性福”对他的父亲来说，远没有抚养几个子女长大成人更“幸福”。

我们在交流中，彼此的说法就这样拧巴着，僵持了很久。因为我是编辑，他的稿件最终还是由我做主了：淡化原文中的“性福”，在“幸福”上浓墨重彩，当然这两个字眼都要加上一个前缀——“扼杀”。

如今，5年过去，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宽容和进步，我的价值观念也在与时俱进。我意识到，或许我对晓舟稿件的改动是不妥的，起码没有尊重他的主观意愿。我觉得有必要还原他与父亲故事的本来面目，因为下文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心里话。

晓舟与父亲的故事

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回首过去，有一件往事令我深深地感到愧疚、感到心痛、感到不安。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都痛心疾首，禁不住泪如泉涌。因为那是件我出卖了疼我、爱我的父亲的事啊！

1962年，当我才6岁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扔下了我和9岁的姐姐及才咿呀学语、又因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小弟弟。那年，父亲刚刚44岁。他在市化工厂做搬运工工作，身体显得很健壮。可他怕膝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受继母的气，就没有再续弦，只一个大老爷们领着我们过了。

那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人们都食不饱腹。为了让我们吃到粮食长好身体，父亲就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我们吃，而他却去吃用木头磨成粉的“代食”或糠和野菜，还坚持每天都上班工作，拼命挣钱养活我们。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是打着晃儿下班回到家里来的。那时候，我们家住着简陋的平房，父亲就这样子回家后也没顾着休息，忙着给我们烧火做饭去了……

有些人看到父亲这么辛苦，就张罗着要给他找个老伴。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当有人给父亲介绍老伴时，父亲都是嘴里含着烟袋摇起了头。

我8岁的时候，上小学了。由于我学习好、表现好，就当上了班干部，还很快就加入了少年队，戴上了红领巾。父亲知道后，高兴极了，对我们几个孩子，尤其是对我更好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了课，我们都待在了家里。父亲虽然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但他却把一杆红缨枪拿回到了家，说现在社会上太乱了，如果有坏人来捣乱，他就用红缨枪来保护我们。

1970年，我上了中学。这时候学校的少先队改称为红卫兵了。我当上了班长后又被任命为红卫兵中队长。那时学校对学习抓得不紧，但对政治却要求得很严。学生如果在政治上一点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批斗，尤其在男女关系上要求更严。男生和女生不准关系密切，否则不仅要遭到非议，还会受到查处呢！可以说，那时学校里可真是“男女授受不亲”啊！我作为学生干部，更得以身做则了，便在桌子中间划了一道线，就像一堵墙似的跟同桌的女生隔绝了：不说话、不相视、不接触。

可就在这时，父亲却和一个女人关系密切起来。她就是我们家老邻居王满大叔的妻子李阿姨。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国家供应给每个人的粮食却是粗粮多细粮少。父亲经常到农村亲朋那里想弄点大米来，可几经奔波都是空手而归。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啃着玉米面大饼子咽着高粱米面窝窝头，父亲的眼里流露出了焦灼和忧虑。

李阿姨来到了我们家，看到父亲这个样子，笑呵呵地说：“没关系，俺可以粗粮细做啊！”原来，李阿姨会摊煎饼。她将我家的玉米、高梁米等粗粮用水浸泡了，磨成浆后就用烙子摊成了煎饼。她还善于做刮煎饼呢！这刮煎饼吃起来我觉得比大米、白面等细粮都好吃。李阿姨不仅给我们做好吃的，对我们的生活也很照顾。我姐姐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去了，家里就我和弟弟小哥儿俩了。有时候，我们的衣服破了、脏了，李阿姨都给缝补上，再给洗干净了。由于住平房屋子里脏，再加上我们又不经常洗澡，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虮子。李阿姨每次到我家里来都让我们脱掉衣服，她就用手给我们挤虱子，用牙给我们咬虮子。她真是拿我们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李阿姨经常上我们家来，这么关心、体贴、照顾我们，王满大叔可一点想法都没有啊！他是一名党员，听说在工厂还是一个小头头呢！我常听到他讲一些大道理，都非常符合当时的形势，令我十分敬佩。那时候提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觉得他就是我最崇敬的领导。但是，王满大叔却嗜酒如命，几乎天天都喝。他的家里经常聚集一些人喝大酒，每次喝完后王满大叔都是烂醉如泥。这时候李阿姨只是在默默地收拾着，不住地唉声叹气。

每当这个时候，一到了晚上，父亲正在家里干巴巴待着呢，李阿姨就带着她的一个8岁、一个6岁的小女儿到我们家里来了。她不再唉声叹气了，而是与父亲说笑起来。她的孩子们和我们哥儿俩玩耍开了，直到我们都玩困了、睡着了。李阿姨，这个刚过四十岁的女人，既开朗又大方，敞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口啊！等我半夜醒来，看见她仍坐在那里跟父亲连说带笑呢！我想，李阿姨这时候还不回家，八成是不愿意看到王满大叔那个醉醺醺的样子吧？

那时，全国人民正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学校开展野营拉练活动，是学生们必修的政治课。秋天，我们学校组织开展了这一活动。听说我要进行长途跋涉，李阿姨做了不少刮煎饼和蒸馒头让我带上了，父亲特意跑到市中心的大商场买了一双军式胶鞋让我穿上了。穿、带上这些东西，我非常轻松地完成了由口前镇到旺起镇再到丰满镇上百里的野营拉练任务。在路过这些荒郊野外的时候，我用父亲给的零花钱买了一些水果——李子、杏什么的，准备给家人和李阿姨她们吃，这些东西在市里是很难见到的。

我们返校时，天还没有黑。我兴冲冲地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院子门虽关插着，但我熟练地就给打开了。我走进去之后拉了下房门，依然插着。我以为父亲和弟弟睡觉了呢，便来到窗前。可是，当我透过没有挡严的窗帘向里看时却惊呆了：父亲和李阿姨正忙着穿衣服呢！

他们在干什么？我虽然没有见到过，但是可听人们议论过啊！他们真的是在“搞破鞋”吗？这可是令人耻笑、让人啐骂的事啊！我不由得火冒三丈：我是堂堂的学生干部、红卫兵领导，父亲干这种丢人的事，不是让我抬不起头来吗？

就在我愤慨的时候，房门打开了。李阿姨双手捂着脸，父亲红着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时候我看到他们，不再感到可亲了，而是感到可恨了，手里拎着的那些水果洒落在了地上。我连屋也没进，就站在了院子里。当看到李阿姨低头匆匆离开后，我才进了屋。我看到父亲坐在炕沿上低头落泪呢！我气哼哼地问他：“我弟呢？”父亲低声告诉我：“去你大姨家了。”听他这么说，我又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声地斥责父亲：“原来你们是在乘机做案啊！这不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乘机搞破坏一样吗？”父亲怯懦着说：“儿子，爸错了！”“我才不给坏分子当儿子呢！”我说着跑了出去，听见后边响起了父亲的哭声。

我跑到了大街上，不顾秋夜的瑟瑟凉风，在那里徘徊、思索起来。当我想到脖子上挂着双破鞋被游斗的“坏分子”时，我战栗了；当我想到“五类分子”子女受到影响时，我都哆嗦了，只有我想到“五类分子”子女勇于揭发、检举而不受到影响时，我才感到了宽慰。但是，我觉得父亲虽然干了坏事，但还不是坏人，通过批评还是能教育好的。当时，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别人来批评教育他们。让谁来呢？我立即就想到了王满大叔。他可是党员，而且还能说会道，一定会批评教育好他们的。于是，我跑到了王满大叔的家。

当时已经是半夜了，但王满大叔还没有睡。那是他白天喝醉了酒已经睡足了，这时怎么还能睡得着呢？李阿姨和孩子们可都睡着了啊！王满大叔听完我的叙述后，生气地大骂起来，把李阿姨她们吵醒了。李阿姨看着王满大叔和我吓得都哆嗦了。王满大叔给了她两记耳光后，向我家奔去。李阿姨冲上来，跪着对丈夫连声说：“不怨他、不怨他，都怨我啊！你要打、要杀都冲我来吧！”王满大叔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返回到了家里。我看到他拿起了酒瓶子吹起来，然后，一头扑倒在炕上。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有不少邻居都来围观了……

从那天以后，王满大叔的酒量增加了，由天天喝到顿顿灌了，经常酩酊大醉……

从那天以后，李阿姨再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再也没有和她接触过。邻居们虽然没有当面耻笑、啐骂他们，但背地里却讲究起他们来了。我看到、听到一些快嘴婆娘们对他们指指点点，怪笑着说出来的话不堪入耳。尤其是，带着红袖标的委主任经常到我们家院子里来转悠了，我知道，委主任是来监视他们俩的，这令我感到很窝火。让我上火的是，我在学校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危机，我的“政敌”们开始用我父亲的丑事来攻击我了。因此，我真的就下了台，不再当学生干部了。这时候，我回到家里经常是气得不吃不喝，甚至还对父亲发火呢！

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又心疼又愧疚，常常是以泪洗面。原来，父亲在工厂由于踏实肯干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我因此比父亲还感到荣耀呢！常常拿着父亲得到的奖状向人们炫耀，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而感到自豪。可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父亲在工厂虽然比过去更加踏实肯干了，但是他再也没有被评上过先进，理由正像父亲的顶头上司所说的那样，“身上有污点，累死也白搭。”

我不再炫耀父亲了，甚至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他，惟恐他身上的污点溅到我身上啊！

从那天以后，父亲变得孤僻了。除了工作之外，他很少出门，羞于与人交往。尤其是当他退休以后，更是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他没有文化，不能读书解闷；他不善饮酒，不能借酒浇愁。他只是守着半导体，听听广播，同时一袋接一袋地吸烟。没有人再给父亲介绍老伴儿了，因为他名声臭了。

在父亲退休几年后，王满大叔突患脑出血去世了，有好心人曾给父亲和李阿姨搭过桥，想让他们结为合法夫妻。虽然我没有提出反对，可是父亲却一口回绝了。我看到，回绝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十分痛苦的表情，这是以前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不同意时所没有过的。后来听有人议论说：“别给他张罗对象了，他都不行了！是那天被他儿子吓的……”

那件事过去将近三十年后，父亲真的不行了，他患上了脑血栓，卧床不起，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照顾他时，常看到他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张着嘴想说什么，但却发不出声音来。临终的时候，他那没有瞑目的眼睛里依然充满了泪水，嘴虽然闭上了，但没有合严实。我跪在他老人家灵前，看着他那样子难过不已，思绪万千。我在想，父亲也许是想说，他也需要爱情，他也需要性福，尤其是需要子女们的理解。

如今我也到了父亲当年与李阿姨相好那个年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阅历的丰富，我的心里越来越难以平静了。我知道，由于自己的无知与愚昧，给父亲和李阿姨造成了一场“性福”的悲剧。父亲正直壮年时，为了我们孩子们的幸福，他压抑了自己的“性福”。李阿姨本有丈夫，可她却也得不到“性福”，因为她的丈夫酗酒过度已经丧失了生理功能，她是在守活寡啊！那个时候，法律还不能保护无性婚姻，她不能正大光明地与丈夫离婚，去寻求自己的性福；也是为了孩子们有个完整的家，她才不得不与丈夫将就着过了。她是看我父亲老实厚道苦熬着和她一样可怜，她是看我们家生活困苦需要有个女人来照顾，才和我父亲好上了。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沟通“性福”，而实质上，他们是在品尝“幸福”啊！而今我才明白，他们两人能在一起，不仅是王满大叔生理无能造成的，而应该是父亲与李阿姨那两颗纯洁善良的心促成的。

父亲给了我生命、温暖和幸福，而我却给了父亲尴尬、冷酷与痛苦。可父亲却根本就没有怨恨我，一直都在关爱着我、牵挂着我。我当知青的时候，父亲给我送去了他舍不得穿的棉大衣、棉鞋、棉手套；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告诫我要踏踏实实干好工作，从不扯我的后腿儿；我结婚的时候，父亲靠养猪和蹦爆米花挣钱、攒钱，为我置办了用品和婚礼；我结婚以后，房子住不开，父亲就搬出去，借宿在一个小耳房里……

父亲无私地给了我太多太多，而我却没有回报给他老人家一星半点儿。他是称职的父亲，我却是不称职，甚至是不孝的儿子。我错了！对不起父亲！我如今的忏悔不只是想企求父亲在天之灵的宽恕，还想企盼天下所有子女对老人的理解与宽容。

“性福”与“幸福”

你真的了解男人吗？我曾经问过很多女生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心存疑惑。男人最需要什么？晓舟答曰：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男人都是虚荣而敏感的，一句无心的言语往往就能刺痛他们。所以，晓舟父亲与李阿姨的“好事”被儿子撞见后，甚至于影响到他的生理机能。而生理机能的“不行”，会使一个男人的“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彻底崩溃。于是，随着“性福”的不可能，“幸福”也随之失去。这是晓舟的逻辑，也是一个男人的逻辑。

还有一个问题，男人比女人更需要什么？性。这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二千一百多个已婚男人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在此次调查中，75%的男人认为性爱对他的幸福“极度”或“非常”重要。听听专家的说法吧——男人是先有性爱再有亲密感，换句话说，男人是通过性爱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的。对男人来说，性爱让他们感觉亲密，感觉幸福。所以，我终于能理解晓舟为什么会那么痛心疾首地向他的父亲忏悔了：因为他的过错而使正值壮年的父亲永远失去了“性福”。

当然，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道德问题、婚姻问题。SO，我在这里不说了，因为晓舟与父亲的故事只是“个案”，也许只有从人性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故事才有借鉴性。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父子，也没有两个相同的情人，总结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