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网友受地摊文学的影响，对毛主席有种种误解，比如搞文革就是为了整死刘少奇，庐山整彭德怀，饿死三千万等等，为了粉碎谣诼，特转载鹤龄先生文章，澄清种种谣言，还毛主席老人家一个清白。由于流毒太过深广，这将是一个系列，让我们先从少奇之死说起，也欢迎网友质疑，真理越辩越明。（原文很长，这里作了节选）
第一章
少奇之死谣传辨析 刘军医或负有责任
(写于2011年3月13日，原题《详析少奇之死的注水回忆》)
前 言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花明楼。1959年4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1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在开封逝世，享寿71岁。
网上传出刘源说的一段话:“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源没有说这样的话，认为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不管他说没说这样的话，反正打着他父亲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现象客观存在，打着为他父亲鸣冤叫屈的旗号制造谣言攻击毛主席的也大有人在。有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的，更有谣传刘少奇是受迫害虐待致死，是毛主席有意整死。
长期以来，关于少奇同志患病期间的治疗情况特别是最后在开封27天的治疗与死亡情况，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谣传。如：造反派停药不给少奇治疗;强迫少奇改变生活习惯;在少奇病重不能行走时，让他蠕动着去食堂打饭;让少奇吃馊饭馊菜;先批判然后再看病;医生用听诊器打;护士用注射器乱扎;紫药水写通知告之转开封;死时全身赤裸、全身发臭、嘴鼻变形、白发一尺多长等等。本文从寻根探源入手，经过认真整理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以揭示其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第一节对几篇有关文帖的简评
一、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顾英奇的回忆标题用的是《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后简为《抢救纪实》)，纪的是否是实，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以作出可信的判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请注意，作出这个结论的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第十一届党中央。
二、师振德的《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所写《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下称《师振德回忆》)载于《党史纵横》。
少奇同志在开封的二十七天时间里，他是负责内务工作的，从接机到为少奇送葬，自始至终见证了少奇在开封的治疗和去世的全过程。他的文章全部是客观的叙述，不含只言片语的煽情成份。所述内容皆为自己的亲见亲闻和亲为。条理分明，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之处。
三、李太和的《卫士长回忆》
李太和，1962年调任少奇同志警卫，后任卫士长。他有一篇《卫士长的回忆》，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卫士长是少奇生前最信任最贴心的部下，也很受少奇子女的信任与尊重。他们称之为“老李叔叔”。
他的回忆全是客观的叙述，无煽情之语。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奇的品格非常敬重，对少奇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忠诚。
少奇患病治疗期间，从北京到开封，除最后五天外，他一直陪伴在少奇身边。1969年11月7日回京汇报以后，1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要他再去开封照顾少奇。后得到少奇已去世的消息。遂于14日，赶到开封，参加了少奇的火葬。对于少奇患病期间的生活和治疗情况，他最有发言权。他写的虽然不多，但均为自己亲历，无可挑剔，真实可信
第二节有关谣传辩析
一文革不是为了整刘少奇
文革是毛主席为了整刘少奇发动的。毛主席要整死刘少奇。这个谣言在当今中国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对于刘少奇的处置，我想和他(指毛泽东——编者注)的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
号称“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的曹思源说：“毛泽东害怕自己身后被刘少奇揭发，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
文革是不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以毛主席在全党全国的崇高威望，真要整垮刘少奇，根本就无需发动文革!
曹思源等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在接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的作者孙兴盛时说：
……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
从王光美的述说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后来翻出的“61人叛徒集团事件”牵扯到刘少奇，如果少奇的身体状况保持良好，他完全有可能像邓小平一样复出工作。而且，很可能先出的是他而不是邓小平。
那么，“61人叛徒集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3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书记。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
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商谈这个问题。
柯庆施告之：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草岚子监狱)中的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内的一批同志，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登反共纪事)，及早出狱。少奇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呈报中央，请求批示。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王光美告诉采访记者孙兴盛，正是这份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1967年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此后，刘少奇的问题便起了质的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了。毛主席不但不好开口保，即使想保也保不住。这就导致了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被批斗。导致了1968年10月8届12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二、少奇没有坐过牢
网上谣传少奇一家有六人坐过牢。其他人在这里不论，只说少奇，他肯定没坐过牢。
众所周知，少奇在去开封以前，一直住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顶多也就叫监视居住吧。只有最后的27天是住在开封。谣传说他在开封时，住的是“特别监狱”。
这是个什么样的“特别监狱”呢?这个“特别监狱”位于开封市南士街“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少奇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
看了这个信息，大家一定会知道这个“特别监狱”的特别之处了。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监狱，而是开封市革委会里面的一个小院、国民党时期的“和裕银行”所在地!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从原河南省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李用胡的嘴里吐出来的。此人自述曾协助过对少奇的押送、看守工作。
他把这个小院的戒备森严翻来覆去地大炒特炒了一番。
《看守长回忆》：“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看守长回忆》中的李用胡说：“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这使他 “感到实在可笑”。
且不论李用胡所述是否属实，真的这样戒备森严又值得他如此大惊小怪吗!难道说，戒备森严就是监狱和特别监狱的独特标志?当时的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外出的住所，哪一个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世界上哪个国家领导人的住所，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
如果不是少奇所具有的国家主席身份，有可能会对他采取如此的戒备森严措施吗?
戒备森严的措施究竟为了什么?一不是为了防止逃跑，他已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二不是为了防止“保皇派”或敌人策划 “劫狱”，在当时的形势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时的一军副政委王景春在动员时对部队工作人员说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
把保密和戒备强调到如此高度，是为了什么?王政委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要保证少奇同志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
那么，有可能 “劫狱”威胁少奇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当时的造反派!他们对于少奇的健康和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保密和戒备就是为了防范他们的。也正是由于警卫工作的戒备森严，才使少奇在开封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来自这方面的任何威胁和干扰!
这样的戒备森严难道错了吗!
假如当年国家不将少奇送进这样戒备森严的“特殊监狱”而安置在一个不设防不保密的医院，听任造反派在他病重时继续进行批判，我们不知李用胡们，今天又会有何种说法?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关于少奇同志的去世，很多人完全归罪于文革，均认为是被迫害致死。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他是病故的。
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虽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但并没有把他的死因与迫害直接相连，而是明确指出：“1969年12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
刘少奇同志是病故不是迫害致死的结论，是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结论。由小平同志下这个结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铁证!文革中，他是仅次于少奇同志的二号走资派，受的精神刺激和批斗与少奇同志基本相同，可他却没有因此而致病致死，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无法企及的九十岁!(2004年10月1日统计数据：日本90岁以上的老人有101.6万，占总人口的0.77% ，居世界第三位。）
少奇同志是1967年4月6日才第一次接受批斗(在自己的家里)，可是，早在1967年1月以前，周总理就对他的治病作过专门指示，说明此前少奇的病情就已经比较严重了。顾英奇《抢救纪实》的叙述是：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0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调集好几家医院的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的科室主任以及教授级的名医到家里会诊，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待遇!1968年2月由中南海门诊部接管少奇的治疗后，医护人员更没有片刻稍怠。《抢救纪实》：
“1968年4月，他(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
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汪东兴传达)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仅凭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央对少奇的治疗有多重视了。就这样，医疗组先后7 次 (1968年5次，1969年2次) 从肺炎的危险状态中抢救了少奇的生命。
不过，用我们老家的俗话说，少奇的这个病是得真了。他不但患了这个要命的“肺炎杆菌性肺炎”，更要命的是“他原来(还)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虽然顾英奇说的“原来患有”是指他们在1968年2月接手少奇治疗工作以前由北京医院确诊的病情。但是，根据百度到的“糖尿病”知识来看，少奇的糖尿病应在周总理1957年1月指示北京医院的治疗原则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初期的糖尿病“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觉察”，所以，到了觉察时应该就不是初期了。而且，糖尿病的发生原因也与接受批斗之类的精神刺激无关，倒好像有点“富贵病”的味道。
百度上的原文是这样的：
糖尿病发病率较高，我国一般人群发病率为1-2%，老年人发病率更高。解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渐增多，城市居民解放前低于1%(北京)，现在为1-2%，40岁以上者为3-4%，个别报告退休干部可达12%。农村及山区低于城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病率为2-4%。早期糖尿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不易觉察，在我国与西方工业国家都有大量的糖尿病人未能获得及时诊断和治疗。由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目前也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如任其发展，将成为不可逆性的改变，可导致患者病残或死亡。
少奇患多种疾病的原因也在这里找到了：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
另外，据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在“鲁豫有约”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就担心父亲身体，他有严重的肺病。生我的时候，他的肺病就很严重了，总吐血”之语推算，在1968年，少奇同志的肺病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刘爱琴于1927年生于武汉，可知少奇同志开始患肺病应是1927年以前的事。(即使中途痊愈，肺部也留有疤痂)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少奇患病与文革的批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尤其是糖尿病。我的这个分析是否正确?请具有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予以进一步论述。
当然，由于接受批斗所受到的精神刺激也是加重病情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一个体质如此之差的快七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的变数很大，即使没有受到精神刺激，生活起居照顾稍有不周，也有可能使疾病加重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少奇同志患病以后，中央对他的治疗非常重视，对他的生命延长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