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凤”。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邓小平：说文革错误非毛一人有责
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好像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要承认，毛泽东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以上内容来自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写组的讲话。
一、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和3月18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对决议稿中历史部分提出重要意见：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错误，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
1981年4月7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4页。；“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5页。
二、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关于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对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局面，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同志有责任，但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那样也不公道。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4页。
三、决议要阐述毛泽东思想，要看到这个全局
1980年6月，决议稿出来后，邓小平看了不太满意，认为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设想。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因此，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四、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要写，但不能写过头。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个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认为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不正确的意见，必须予以澄清。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不能认为这些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即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也不同意完全否定毛泽东这十年。虽然在全局上毛泽东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打倒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
邓小平还充分肯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
五、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不对的。他指出：“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
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六、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决议过程稿曾加重写其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看后十分不满。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
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样写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5页。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