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他的半个小同乡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可把小孟笑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自然地坐在那里。主席笑完了,小孟忙问:“我说得对不对呀?”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主席很认真地回答。
又停了一会儿,主席便说:“说它对,是因为我说话确实算数,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主席?人称‘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无权,就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些事办起来,要比一般人容易。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看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气得很哪。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嘛。”
主席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望着小孟,似乎在等待小孟回答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儿办不到?”
“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转转,我可就没有这个自由噢。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认得我,说毛主席来了,一下都围上来,越围越多。围着你喊万岁,搞不好还会影响交通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也是,谁让您是大主席呢。”
“你们可以随便聊天,但和我谈话的人,大都是有顾虑的。这点,我看得出来,人都是好人,但话未必是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呐。”
听到这里,小孟问了一句:“主席,那您说话也有过顾虑吗?”
“那看对谁啦,人说话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还得对后果负责嘛。你和同志探讨点问题,发表点见解,甚至一句玩笑话,传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还以此大做文章,闹得你哭笑不得。”“您说了那么多玩笑的话,我们可不敢给你传出去。我和张姐都特别注意,每次我下班回去,总有些同志喜欢打听您的情况,我可一句也不说。”
“噢,孟夫子不是心直口快嘛,还是蛮有心眼的啰。”
“那当然,说错了,那可不得了。”
毛泽东忽然又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起来,带着一种和缓,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满。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毛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
主席主动谈到江青的时候几乎没有。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小孟愣在那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您不是没跟江青离婚吗?”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说到这里,主席又笑起来。那笑声里,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与豁达,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但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仍令小孟不解:“主席真的想过与江青离婚吗?”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接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嘛!”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下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看到毛泽东现在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